臺灣話說「三月瘋媽祖」，今年的臺灣則是「2009瘋達爾文」。

「達爾文」何許人也不需我多置喙，可是我倒蠻好奇的：這位大半輩子的老宅男，到底知不知道臺灣？在當時臺灣仍稱為「福爾摩沙」？「島嶼」是達爾文的《物種源始》一書中重要的章節，可是達爾文看重的是海洋性島嶼，臺灣是大陸性島嶼，自然不在他的關注之中；當然，在他的書中是找不到「Formosa」這個字的。

小獵犬號為何不來「遠東」？

我們從獵犬號的航行路徑來看，五年的航行任務絕大部份在南半球，為何如此？不言可諭，自然資源嘛！當達爾文來到東方的時候，停靠的地方只有澳洲、紐西蘭與可可斯群島（Cocos Islands），「福爾摩沙」只是個遙遙遠離航線的島嶼，當然無法到訪。再說，達爾文在1831年到1836年之間來到了東方時，那時的中國正值清朝道光年間，英國的勢力早就拓開，鴉片正腐蝕著中國人的身心，個個都烙上了「東亞病夫」的印痕；那時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如火如荼地獨佔中英貿易，從茶葉、絲綢和鴉片上斬獲豐厚的利益。達爾文在船上的期間，中國曾發生所謂的「律勞卑事件」（1834年）。律勞卑（William John Napier, 1786-1834）是首位英國駐華商務總監。他因藐視朝廷且受鴉片商的唆使，竟然派出三艘軍艦和中國打了起來。像這樣的局勢，除非必要，獵犬號當然不會靠過來中國。這些事件看似與達爾文無關，但日不落的英國霸權輒以不道德的手段賺取暴利，是該被譴責的。達爾文是人道主義者，如果到中國一睹「東亞病夫」的樣子，也許會為黃種人抱屈吧！

達爾文知不知道「福爾摩沙」在那裡？

2009年的臺灣，到處有紀念達爾文活動，我們景仰這麼一個有見地的思想家；可是，反過來問：達爾文到底知不知道「福爾摩沙」在那裡？這固然不是重要的問題，但卻是個令人好奇的問題。從一些蛛絲馬跡我確信達爾文知道福爾摩沙這個地方，這可由以下一些故事來說明。

在達爾文的那個年代，有很多喜歡冒險患難的年青人往外地跑，就像達爾文當年乘著獵犬號從一洲航向另一洲的探險、採集一樣，把自然探索當作志業，為自然史頻添新頁；達爾文創造了所謂的「達爾文合成」（Darwinian Synthesis）的年代。

1836年10月2日，達爾文從海上返回英國，也是一位英國嬰兒甫過滿月的日子。後來，這位出生於印度的後進，啟開臺灣自然史研究新猷，他就是Robert Swinhoe（1836-1877），我們稱他為「斯文豪」。

斯文豪先生是個非常鍾情於自然史的人。他在16歲進入倫敦大學國王學院就讀，18歲受學校推薦參加外交部領事人員考試，1854年4月抵達香港，參加了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年，才20歲的斯文豪就與臺灣有了第一次接觸，他的「香山之旅」在臺停留二週。1858年 6月從廈門搭乘英艦「不屈號」來臺灣作第二次接觸，他的「環臺之旅」進行一個月。這時，達爾文在英國正忙著「喬」與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共同發表「天擇」論文一事；華萊士一份20頁的文稿寄到達爾文手中，達爾文著實嚇了一大跳！多年來未發表的理論已經有人想到了。1858年7月1日，斯文豪在一個東方的島上轟轟烈烈的完成研究採集，興高采烈地回到廈門；在同一天的地球那端，由萊爾爵士（Sir Charles Lyell）和虎克教授（J. D. Hooker）在林奈學會（Linnean Society of London）的一個廳廊裡宣讀達爾文與華萊士的論文〈On the Tendency of Species to form Varieties; and on the, Perpetuation of Varieties and Species by Natural Means of Selection〉。150年後，我曾走入那個小小的廳堂，它已變成了畫廊的一部份，一個頂多能容納20-30人的空間。在金碧輝煌的天花板和數盞吊燈下，我閉著眼睛試圖想像所謂「精心安排」的發表會是如何進行？腦海中一直無法呈現發表會的場景！當天，達爾文和華萊士都缺席了。

說來也巧，斯文豪與華萊士同在1854年離開倫敦來到東方，斯文豪前往中國，華萊士則航向馬來群島。當時的華萊士已是個飽受風霜的31歲青年，竟然在馬來群島的八年間，就出勤60-70趟長程研究採集，累積1.4萬英哩的旅程，收集了11萬隻昆蟲、7,500個貝類、8,050隻鳥類、410隻哺乳類和爬蟲類標本，其中有超過1,000種是從未發現過的物種。華萊士與達爾文一樣著作等身，但是在1858那一年（35歲）獨自悟出的天機，讓達爾文寢食難安，如果他逕自發表而不是把文稿寄到達爾文手上，科學史就改寫了，我們2008年就會「瘋華萊士」。

1862年，華萊士和斯文豪也同時都回到倫敦，而且各自忙碌。華萊士一邊整理標本，一邊到處演說，也在倫敦動物學會作了幾場演講，並在年尾赴當屋（Down House）去探望達爾文。斯文豪是回英國養病的，但他還是閒不住，發表了〈臺灣的哺乳類〉和〈臺灣鳥類學〉，也獲得許多學術界的榮譽。然而他在隔年就回臺灣了，「似乎」未在英國與達爾文見過面，倒是在1862-74年之間給達爾文寫過17封信，而他只在1866年9月回函鼓勵。我想，斯文豪送給達爾文的臺灣標本他該都收到了！從這兒推想，達爾文應知道臺灣的！

認識自然史著作中的福爾摩沙

終究，華萊士也沒來過臺灣，只是在他的《島嶼生命》（Island Life, 1881）一書中提到：「在大陸型島嶼之中，沒有比福爾摩沙更饒富趣味與啟發性的了。在斯文豪來到這兒之前，此地的自然史是一片空白，現在我們對臺灣的了解，全靠此人提供。」這句話道出斯文豪對臺灣自然史的重要貢獻。對了，此一巨著在達爾文過世之前一年付梓，達爾文該有機會透過這本書認識臺灣，也多一層認識斯文豪。

還有一個線索說明達爾文認識臺灣。柯林烏（Cuthbert Collinwood）在1866年2月15日致函達爾文，表示欲航向往東方研究採集並向他請益，達爾文在隔日就回函表示可在考古人類學、熱帶冰河、生物地理、家畜觀察、蠻荒文明的層面上觀察與努力。柯林烏旋即搭巨蛇號（Serpent）來臺。1868年柯林烏返英，把著書贈與達爾文，書名是《Rambles of a Naturalist on the Shores and Waters of the China Sea: Being observations in natural history during a voyage to China, Formosa, Borneo, Singapore, etc. 》。書中有高雄港、基隆海岸、淡水紗帽山景等插圖，達爾文透過這本書對臺灣的認識就更具體了。

總之，達爾文手中有來自臺灣的信函和標本，從柯林烏的書見過臺灣的景觀，從華萊士的書知道臺灣的生命；達爾文和臺灣是有交會的。

◎本文作者為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副館長／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合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