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覽會與博物館，你如何去形容兩者間的異同性？短暫與恆久、喧嘩與靜謐、娛樂與愉悅、新知與舊識、未來與過去？不論是集各國最有特色最新穎的物件、建築、特產於一時一地而大鳴大放的博覽會，或是企圖在有限展示空間內利用實體的物件編織一個脈絡、述說一段歷史、吟唱一首傳說的博物館，我們都隱含了從其中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縱貫歷史長河的宏大希望。從博物館擴張到世界級的博覽會或許有些困難，但從博覽會中拮選出未來博物館的樣貌卻不難想像。博覽會的建築成為博物館、博覽會的展品成為博物館的收藏、博覽會的理念在博物館中長久傳遞，對於兩者間的互相輝映又如何去想像？

大阪國立民族學博物館誕生之推手－大阪萬國博覽會

1970年的大阪萬國博覽會（以下稱大阪萬博），創下史上最高6,500萬人的參觀人數，寫下博覽會史上輝煌燦爛的篇章。如同英國在1851年世界第一場的倫敦萬國博覽會，促使亞伯特與維多利亞博物館、科學技術博物館的誕生。日本1871年明治政府以「殖產興業」為目標舉辦的物產會，為日本第一座國立博物館－東京國立博物館奠定基礎。大阪萬國博覽會則是現今大阪國立民族學博物館（以下稱大阪民博）的推手。

日本民族學學會早在1960年代就意識到國家應當有一座國立民族學博物館，於是先有展示日本庶民文化的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並設有民族部門。對於長年在世界各地進行各民族文化調查研究的學者與研究單位來說，迫切需要一個包含博物館在內的高層共同研究機構。民族學學會與眾多學會聯名在1964年提出設立獨立的民族學研究博物館的要求，因為無適當用地而提議暫緩。面臨日益增加的大量研究收藏，民族學博物館的誕生卻在大阪萬國博覽會中看到新的契機。

大阪民博籌設與萬博之關係

大阪的千里是當時大阪萬國博覽會會場，也是現今萬博紀念公園，更是大阪民族學博物館的所在地。在規畫使用大阪萬博後的會場作為博物館建地後，民族學博物館的位置終於敲板定案。而萬博與民博的關係，並不僅止於同一塊土地上的相連。

1968年為促進博物館發展與持續討論，組成了「國立民族學研究博物館設立小委員會」，包含泉靖一、梅棹忠夫在內共8位成員。同年，大阪萬博的主題館的主導者是畢業於巴黎民族學科的岡本太郎，提出利用各地的民族資料，表現出過去、現在、未來的世界的構想，並呼應博覽會主題「人類的進步與和諧」。岡本太郎組成「日本萬國博覽會世界民族資料調查收集團」，並邀請泉靖一、梅棹忠夫為收集團的中心，在短短的一年內來回世界各地廣收各民族資料。主題館利用收集而來的兩千六百多件物件中的一部份，建構出不同以往著重在亞洲地區，將視野更為寬廣的放眼世界的展示，對於戰後第一次日本如何觀看世界與想像未來有了很清楚的呈現。梅棹忠夫也提到藉由萬博收集團的研究調查過程，更釐清未來民族學博物館的方向與重要性。萬博與民博間的關係深遠並不僅止於土地利用的移轉，更包含博物館設立之前的收集討論，與設立後的資料移交管理、收藏與展示。

百年文化大業與日本文化定位

1977年，大阪民族學博物館經過三年籌備正式對外公開，主要收藏來自於舊東京大學理學部人類學教室資料、舊文部省史料館資料，以及承襲歐洲民族學博物館設立的足跡－託管了博覽會的收藏品及利用博覽會舊有基地。前大阪名博館長吉田憲司（1999）提到，其中更微妙的承襲是從博物館的成立到民族學博物館的成立都有近一百年時間的差距，而日本同樣從博覽會誕生的國立東京博物館與國立大阪民族學博物館也有此巧合。從一般博物館的收藏展示到意識到世界、民族與自我間的認同，也需要一個漫長的過度與醞釀。然大阪民族學博物館與大阪萬國博覽會，在兩者籌劃與來回世界各地收藏研究的過程中，互相激盪與磨合，展現在對於廣大地球中的各民族文化、以及世界文化中的日本文化的定位。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研究生

參考資料：
吉田憲司　1999　《文化の「発見」》。東京：岩波書店。
平野繁城　1999　《国際博覽会史事典》。東京：內山工房。